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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作者:钟金梅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12日 09:52 文章出处:

论文提要解决因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责任问题,我国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模式。然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简单,很难运用该制度解决近年来司法实务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本文立足审判实务,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审判实践中的现实运行状况,总结了困扰审判实践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在实践中正确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一些建议。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的界定问题。由犯罪行为造成的间接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人承担,本文运用理论及结合实践审判案件来论证;二、附带民事诉讼中与当事人主体资格有关的问题,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的范围理解不一致,本文立足现实,对原告人的主体资格主要从界定被害人的主体资格、被害人死亡后何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无行为能力人法定代理人的地位这几个方面论述,被告人主体资格主要论述了共同致害人如何推先被告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在诉讼中地位进行论述,分析利弊,提出笔者的主张;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笔者的观点是附带民事诉讼应坚持全面赔偿的原则,而精神损害赔偿是全面赔偿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文从理论、参照国外的做法和审判实践进行了论证。希望这些对策的提出能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些思考与帮助。(全文9000字)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刑事附带民事受理范围、当事人主体资格、全面赔偿的原则、精神损害赔偿

以下正文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法律关系。前者是基于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而产生的,后者是基于对损害赔偿的请求而产生的,当同一行为既触犯刑法而构成犯罪,又同时构成民事侵权行为时,就可能发生诉的竞合,在司法实践中,就产生了刑民合诉问题。对于这种特殊的法律现象,世界各国通用的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分离”模式;二是大陆法系的“附带式”模式。英美法系“分离式”模式,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不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损害赔偿问题,被害人只能在刑事案件审结之后,按照民事诉讼程序,提起追偿其经济损失的民事诉讼。这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是英国和美国,其中美国的影响最大。大陆法系“附带式”诉讼模式的代表国家是法国和德国。法国立法主张“附带式”诉讼模式,同时规定附带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有相同的诉讼主体、客体、诉讼请求范围,并赋予当事人是否使用“附带式”的选择权。我国采用了“附带式”的诉讼模式,表现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许多法律制度经历了从没有到丰富,从丰富到完善的一系列变化,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面的立法规定却一直过于原则和简单。近年来,随着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施行,由刑事案件引发的附带民事诉讼呈逐年上升之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大幅度上升,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内容的增加和变化,使运用这种立法制度解决问题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实际操作时感到难于把握,也给司法实务带来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现就笔者所在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遇到关于受理范围、主体资格、赔偿范围等问题略陈意见,以与同仁探讨。

一、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的界定问题

因犯罪行为造成的间接损失应纳入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里提到的物质损失,没有明确是否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从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来看,我国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规定的并不一致。如《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与《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用了三个不同的概念,即?“经济损失”、“物质损失”、“财产损失”。《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同一效力级别的法律,但在用词上却用了三个不同的词语,这给实践中的操作带来困难。

为解决该矛盾,达到执法统一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遗憾的是,这样的规定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这里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是否包括间接损失?实践中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是认为已经遭受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即为直接损失,而间接损失是可能遭受的损失,故而不予以赔偿;另一种观点认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为直接损失,必然遭受的损失为间接损失。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如果赔偿范围中不包括间接损失,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规定“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完全可以用“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直接损失”了。但这种间接的损失应当是必然的、可期的、合理的,具体范围应当按照民事实体法的有关规定来确定。而且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也确定了间接损失赔偿的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如果受害人以被损车辆正用于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经营活动,要求赔偿被损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的,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予以赔偿。”被损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就是间接损失。如本院在审理张某交通肇事一案中,李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自己的营运小客车被毁损造成停运一个月为由要求赔偿停运损失,我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规定,认为该损失是间接损失,依法驳回了李某的这一诉讼请求。再如王某被诈骗一案,王某提出要求返还被诈骗款50万元及其同期银行利息损失,法院同样以利息损失是间接损失为由驳回其这一请求。而按照民事相关法律提起民事诉讼王某的这一请求是可以得到支持的。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本质就是民事侵权之债,程序本质就是民事侵权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诉法外,还应适用民法原则和民事诉的相关规定”。因此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被告人民事赔偿责任问题,仍有民事诉讼法的性质,只不过由于这种民事诉讼赔偿是由于犯罪引起的,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

二、附带民事诉讼中与当事人主体资格有关的问题

《刑诉法》的司法解释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范围虽有规定,但在实践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范围的理解常常不一致。如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有人认为只能是直接的被害人,有人认为还应包括法律规定的间接被害人,有人则认为一切因受犯罪行为所牵连而受到财产损失的人都是适格的原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有人认为是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有人认为还应包括虽未犯罪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参与实施侵权行为的共同致害人及刑事被告人的近亲属,还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是否应像民事诉讼法一样将第三人列为当事人。[1]因此在实践中漏列、错列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体资格有关的问题

1、关于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刑诉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诉法》的司法解释中具体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为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由此可见,附带民事诉讼的核心是围绕被害人这特定的当事人而展开的。但何为被害人,《刑诉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该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其他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2]

在界定被害人的范围后,对以下两种情况应区别对待。第一,向被害人先行支付了医药费、丧葬费以及赔偿费的单位或个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应分情况处理:(1)如果征得被告人的同意,则被告人与该单位或个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此时该单位或个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如未经得被告人的同意,则该单位或个人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可告知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为该单位或个人不是《刑诉法》规定意义上的被害人,这些费用的支付,是一种垫付行为,不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造成他们的物质损失。第二,被害人没有死亡,近亲属支付了医疗费等其他费用的,或者近亲属因被害人受伤、残疾而失去抚养费的,近亲属能否以此为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不能。被害人近亲属所支付的费用,只能由被害人自己以原告人的身份起诉要求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抚养近亲属的费用,亦应由被害人作为原告人向被告人提起诉讼。

2、被害人死亡后,何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诉法》的解释规定被害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刑诉法》第82条之规定,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其依据系基于亲权受损。其范围太窄,因为在同样基于亲权的法定继承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相关法律将近亲属的范围界定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和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与《刑诉法》的规定互相矛盾。如果依《刑诉法》规定,假设被害人死亡而《刑诉法》所规定的近亲属也已死亡,只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健在的情况下,民法上被害人唯一的近亲属却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被害人近亲属的权益因此得不到保障。那么,《刑诉法》第82条之规定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因此,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应将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排除在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近亲属范畴之外。按照法律一致性原则,应将《刑诉法》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与民法规定的近亲属范围相衔接。同时,由于民事继承顺序反映了亲权的亲密程度,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近亲属也应划分为第一顺序的近亲属和第二顺序的近亲属。当第一顺序近亲属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第二顺序近亲属则不能再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被害人死亡之后,同一顺序有二个以上的近亲属,但只有部份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如何处理。司法实践中的主要作法有以下几种:第一种,不通知其他近亲属,但一并审理,并将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全部判给提起诉讼的原告人;第二种,不通知其他近亲属,直接认为其放弃了诉讼权利,在审理中不再涉及起诉的相关内容;第三种,告知其他近亲属,若表示放弃,则应准许并记录在案。笔者认为,从维护被害人的权益出发,不通知就直接下判的作法侵犯了其他近亲属的诉权,且将全部赔偿均判归提起诉讼的人,更侵犯了其他近亲属的实体权利,是不可取的。司法机关应履行告知被害人的其他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义务,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切实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因此,笔者倾向于上述第三种做法。

3、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是否适格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笔者认为法定代理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并非是他自己的权益。因此,在诉讼过程中,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被害人才是合格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其法定代理人并不是原告人,但由于《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9条的规定,赋予了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诉讼主体地位,许多法律文书中就直接将其作为原告人加以表述。这种作法笔者不敢苟同。虽然,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能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其并非是附带民事诉讼标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其全部诉讼活动只能以被害人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3]

(二)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主体资格有关的问题

1、共同致害人的赔偿责任问题。审判实践中,随着共同人身伤害案件的不断增加,共同致害人因在逃等原因不在案的情况愈来愈多,对不在案的共同致害人赔偿责任问题如何处理,各地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但均有弊端。

第一种做法为按份承担。确定在案被告人应承担的份额,给不在案的被告人留下应承担的份额。其弊端在于:首先,由于不在案被告人未进行辩解,使审判员容易先入为主地相信在案被告人的供述,导致划分责任不准确。其次,增加被害人的诉累。对于多人致害的案件,每有被告人归案,因同一事实被害人可能多次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三,被害人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因为相继产生的多份判决中,难以体现各被告人之间所应承担的连带责任,如果各被告人的履行能力不等时,对于无履行能力的被告人的判决可能成为空判,不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也有违共同侵权行为人应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民事责任原则。

第二种做法是由在案被告人全部承担。其弊端在于:首先,从表面上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得到了保护,损失也得到全额判赔,但如果在案被告人无履行能力,则判决成为一纸空文。其次,在案被告人的权益未得到有效保护。共同致害人对其致害后果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判决在案的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其余被告人未承担赔偿责任,这显失公平;最后,这种处理无形中免除了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责任,于法不符。

第三种做法为适用公告程序,判决各被告人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弊端在于:首先,按照民诉法的规定,缺席判决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人,并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但在刑事案件的审理实践中,在许多情况下,被告人虽然供述了其他同案犯,但很多情况是小名或外号,有的虽有名字,但真伪不明,身份住址不清。其次,将所有致害人均列为附带民事被告人,与最高法院1999年在《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确定的“在逃的同案犯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的要求矛盾。

对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尚未有较为合理和妥当的处理方法,均做法不一,结果各异。笔者认为,在既要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又要体现民法上的公平原则的情况下,目前可采取以下做法:即由在案的被告人先行赔偿损失,若今后的司法裁判确认有共同侵权人时,则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的被告人与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其他共同侵权人行使追偿权;前判决中未获得足额赔偿的原告人也可以向后来出现的其他共同侵权人诉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外,从长远来看,应着力研究刑事缺席判决制度的实施。法律制度是为调整社会生活秩序服务的,当社会生活秩序对法律制度发生强烈需求时,法律制度就应该及时进行改革和调整,而不是固守陈规。[4]

?2、其他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或个人在诉讼中处予何种地位。常见的有两类,一是雇工在雇佣活动中过失致人伤害的,雇主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二是取保候审被告人过失造成他人伤害的,保证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根据《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第124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刑诉法》的解释第23条第2款规定:“如果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同时也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保证人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法第86条第(5)项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综合,笔者认为,在所雇用人员或被保证人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附带民事诉讼中,雇主、保证人应作为被告人。

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

(一)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应坚持全面赔偿的原则

我们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是要实行全面赔偿,还是要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一直存在二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确定赔偿数额时要考虑被告人的实际承担能力,以防判决流于形式,甚至成一张空文,有损于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还为将来的执行工作带来很多隐患。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坚持全面赔偿的原则,实际损失多少就应赔偿多少,不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笔者倾向第二种意见:因为全面赔偿的判决至少使受害人所享有的请求赔偿的权利得到了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内心也得到了一种抚慰,尽管这种权力可能暂时无法实现,被害人无即得权,但其可有一种期待权。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判决后查明被告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应裁定中止或者终结执行。这有利于对被害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相反按第一种观点实践中很难操作,如何判断被告人是否有赔偿能力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统一的标准,法官也难以掌握,随意性较大,还可能让本有赔偿能力的被告人钻法律空子。

(二)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理由如下:

1、从法理上讲,刑事犯罪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且比民事侵权要严重的多。在民法规定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对于犯罪这种严重的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显然更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许多刑事案件中,如强奸、侮辱、诽谤等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远远大于一般的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而且从我国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对于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的犯罪,如不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一不利于人权保障,二不可有效制止此类犯罪,三还会在相当程度上助长加害人与被害人“私了”以换取金钱补偿之风。杨立新通常认为对于侵害人权应当比照《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精神损害。[5]如果法律对较轻的民事侵权尚且规定受害人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对因犯罪行为受到伤害的受害者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则在情理之中。正如我国唐律中的《名例律》中尚有“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的规定与之相仿。[6]所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既有利于上述刑法与民法共同根本任务的实现,又避免了两者在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2、国外已有立法先例可供借鉴。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西方诸国,大多都已在立法中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可向被告人提出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包括财产在内的要求,其

赔偿范围包括有财产损失,因侮辱和伤害身体而受损失在内”。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二款规定:“民事诉讼可包括作为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及精神的全部损失”。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允许对下列财产损失给予赔偿:(1)侵犯个人的人身权造成的损失;(2)以作品、图画、信件诽谤侮辱他人的行为:(3)辱骂。英美法系认为,伤害身体包括构成犯罪的行为,并直接引起精神痛苦者就构成赔偿的理由。被害人除伤情部分得以请求赔偿外,还得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飞越发展,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特别是加入WTO与国际社会接轨,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越来越重要。精神损害不能赔偿损失的传统观点逐渐被突破,已成为刑事法律修改的重点之一。因此,确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国际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在法制改革中,吸收借鉴国外的法律制度,对于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是十分重要的。

3、按照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失赔偿不予受理,在实践中附有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只能被驳回。特别是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出台,明确规定精神损失不予受理,这显然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全面保护。同时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互相矛盾,甚至是对精神损害赔偿合理性的否定,民事案件一般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形式考虑原告精神上的损失。刑事上关于附带民事赔偿中是否考虑精神损害的问题,有人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往往比较复杂,赔偿的范围和数额不易确定,为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迟延,不宜对精神损失的赔偿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同时造成了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对精神损失可在物质损失中一并考虑判决,不单独赔偿精神损失。如果犯罪行为对被害人仅造成精神损失,情节恶劣的,可告知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赔偿。[7]这种看法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在立法冲突下的变通方法较为谨慎:有可能赔偿的,在物质损失赔偿中予以考虑;不可能赔偿的(由于刑事法律限制性规定),则告知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但这种变通仍然存在问题:(一)刑诉法解释第84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告知被害人等权利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没有规定法院应告知其就精神损害赔偿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在被害人等权利人不知刑民法对精神损害赔偿之立法差异时,就无法实现法律对公民精神利益的保护,实现不了这部分立法的目的。(二)在被害人等权利人坚持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时,由于刑法的否定规定,其诉讼请求只能被驳回,而一旦驳回就是对诉讼请求进行了实体处分,按民诉法第111条第五款: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的规定,被害人将无法再提起民事诉讼;如果申诉,又将因刑事法律限制性赔偿的规定败诉,故陷入两难。(三)即使被害人等权利人单独就精神损害赔偿提起民事诉讼,也必然增加诉讼成本和法院的工作难度(在押犯往往解往外地),况且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大小是衡量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重要标准,查明损失有利于正确量刑,如果犯罪分子及时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应当视为减轻或者弥补了犯罪所造成的后果,是一种悔罪表现,可作为情节考虑。[8]对此,笔者认为,可建议将《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表述为“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或者精神抚慰金”;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修改表述为“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经济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且将法释[1998]23号第一百条修改表述为“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有关规定”,增加到《刑事诉讼法》之中。这些修改不涉及到违背刑事法律制度,是切实可行的。

综上,从立法上确认刑事犯罪案件中损害赔偿的全面赔偿原则,无论是实际物质损失,还是精神上遭受的损害,都应进行赔偿,以与民事法律所规定的赔偿范围相一致。不能因为对犯罪人做出了刑事处罚就免去或减轻损害赔偿责任,特别是免去其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毕竟,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是国家法律对犯罪行为做出的评价,不能由此抵消被害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损害,[9]这种抵消既不符合保护受害人权益的需要,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 结束语:综上所述,刑事案件人越来越多地寻求诉讼程序保障自己的民事权益,如何能更彻实的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是我们在审判中需要探索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定,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的冲突,增加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难度。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及相关管理制度尽快出台,把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内,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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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版2001版。第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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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吴燕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载《人民法院报》200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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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平乐县人民法院????

上一条:关于平乐县人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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